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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是在自身一个种族上发展起来的,在一个种族内部发展起来的族群永远只是一个种族而不是民族。汉族作为一个民族,是在蒙古利亚北亚(炎黄集团)人种与南亚(南太平洋群岛)人种两大种族的基础上融合而成的。

民族是多元而不是纯种的。“汉族最纯种!”在这类表面看来充满民族情怀的叫喊中包含着的恰好是一个最“排他”也最“种族歧视”的内核。汉族面南排斥南太平洋族群人种,对北排斥与他有密切亲缘关系的草原民族,就是最好的例证。

DNA科学在中国仅仅是个开端,在阐释汉族上,DNA工作者是以取样两千多例来代表十一亿汉人的,五十万之一的比例所得出的结论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成为定论。科研工作者受着传统种族观念的影响,在对应史学成果之时,有可能在科学的名义之下将传统的“华夏中心论”以及种族偏见推向新高,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中国古代虽然只有种族概念而无民族概念,毕竟形成了汉族。在民族自然形成的过程中古人为我们留下许多值得借鉴之处。商继承夏,周继承商,汉继承秦,其所体现的是继承融合而不是排他,更不是歧视。与蒙古利亚炎黄集团相比,南太平洋群岛人至少早五千年来到今日中国这片土地,属于中国古老的原住民,蒙古利亚炎黄集团是在继承南太平洋群岛人的文化的基础发展起来的。

以世界共同的标准,一个民族未有文字之前属于神话与传说时代,只有有了文字,才算真正进入有史的时代。中国历史上,南太平洋群岛东夷族群以甲骨文将中国人带进了商朝;南太平洋群岛东夷系伯益支的后人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使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历史上,南太平洋族群蜀山文化与淮南涂山氏文化将中国人带进了第一个王朝——夏朝;又是蜀山文化与淮南文化联接了南北中国,将中国人带进了汉朝,形成了汉族。上古时期,几乎每一个关键的历史阶段都是南太平洋群岛族群在起着主导作用。

事物总有主、次之分以及先来后到的程序,不能以次代主,以后顶先,这是人之常理。不过,在社会走向理性的今天,笔者不想在同一民族内部去划分主次先后。我们生活在一个血缘平等、基因平等与种族平等的时代,我们至少应该明白,构成汉人的三条父系染色体——O1—M119(百越集团)、O2—M95(百濮集团)与O3—M122(炎黄集团)中,三者平等。如果一味强调炎黄集团是华夏、汉人的先民,将O3—M122高扬到一个不合适的地步,视百越、百濮集团是亡族汉化的族群,不是无知就是歧视!

 

 

司马迁的《史记》问世以后,中国人——汉人——将自己称作炎黄子孙,炎黄子孙在发展过程中首先形成了华夏人,后来又形成了汉族。这就是以往我们所接受的教育。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各地方都将本地的圣灵与名人翻出来,人们渐渐发觉,我们并不都是炎黄的后裔。寻祖的思潮渐渐兴起。现代科学DNA 适应了寻祖的需要。给予我们许多新的知识。

人类的基因来自非洲。先后来到东亚大地,也即今日中国这片土地的有棕种人与黄种人,棕种人较先到达。棕色人种的主体基因是C型和D型。通常称为“早亚洲人”。继棕色人种之后进入今日中国的是一支O型的黄色人种。黄色人种通常称为“晚亚洲人”。

“晚亚洲人”来到东南亚时,首先分出了第一个子支O1。O1从海路登陆今日的两广,这一支在南方繁衍出了百越集团,在不断向北迁徙中到达山东的胶东半岛,又繁衍出一个庞大的东夷集团。继续北行到达辽东又对“东胡人”的血缘基因产生影响。此外, O1中有部分向西北来到四川,二零零五年,復旦大学的一位本科生阎鹏荣曾经对著名的四川悬棺中的古尸进行了DNA的测试,得出结论是悬棺中的古尸是古百越人的后代。总体上说,O1,也即东夷、百越集团的血缘基因(父系染色体)标志为O1—M119。

继O1之后,晚亚洲人中又分出第二个子支O2,这一支通常称为百濮,在中国,其造就的影响主要在西南一带,血缘基因标志为O2—M95。O1与O2属于蒙古利亚南亚人种,也称“马来人”。因其从南太平洋群岛登陆,著名史家翦伯赞称其为“南太平群岛人”。

O2之后,又分出第三个子支O3,这一支翻越帕米尔高原,向北挺进,通常称为蒙古利亚北亚人种,或叫古羌人。O3在基因突变中首先产生了苗瑶集团,血缘标志是O3d。到达渭河时,又在基因突变中产生了著名的“炎黄集团”,血缘标志是O3e,其中的黄帝系为O3e1。炎黄集团的父系染色体为O3—M122。

炎黄时期,中国大地已经是氏族繁多,旁支逸出,古称“天下万国(族)”。尽管种族多不胜数,概言之,我们是南太平洋群岛人与蒙古利亚人的后代,也即O1、O2与O3的后人。中国人的这段迁徙繁衍的过程,用老子的话就叫“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这个生生不息的过程中,O1、O2较早进入今日中国这片土地,属于古老的原住民。O3炎黄集团是后起之秀,其中的黄帝族是最为骁雄的一支。

依据DNA原理,在男子的二十三对染色体中,其中的Y染色体具有不可重组的稳固性,以及传子不传女的特征, 通过Y染色体,我们可以知道自己来自哪个种姓。母系基因称作线粒体,线粒体传女不传子。透过线粒体,可以观测到族群混血与流变的的更具体的情形。

随着DNA的兴起,传统的以炎黄来阐释汉人渐渐被蒙古利亚人种和南太平洋群岛人种两大族群所取代。按理,循着这个方向可以为汉人的形成做出更合理的解释,遗憾的是,在DNA研究中,有以种族替代民族之嫌。中国古代没有民族这样的概念,有的只是种族概念,如族、民、种、部、种人、民群、部族等。受着传统的影响,以种族替代民族是可以理解的。

基于此,笔者也来谈谈汉族的形成。本文分为分为如下几部分:1)民族是在历史的进程中自然形成的;2),汉民族的起源是单一还是多元;3)南太平洋群岛族群所创造的文明以及政体,是否可以使其成为完整意义的汉人,还是灭族亡国被汉化的族群;4)汉族形成的必然性。

 

 

民族是在历史的进程中自然形成的,没有先天的华夏血统与汉血统。无论是蒙古利亚人种还是南太平洋族群,都是华夏与汉人的先民。

为了说明这个“自然形成”的过程,让我来打个比喻!两百多年前,在北京的剧坛上,由于残酷的生存竞争,来自安徽、湖北的二黄、西皮以及陕西的秦腔曾同台演出,以求剧目的多姿多彩。三个来自不同地方的剧种在配合中,由不和谐渐渐走向和谐,在水乳交融中形成一个新的剧种,这个剧种应该叫做什么?先是称为“皮黄”。 皮黄虽好却忽略了秦腔。那时候到宫廷演出,需要报明剧种,于是就填了个“琴腔”来搪塞。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写秦腔而写成琴腔,因为明写秦腔,在三合班中会引起西皮、二黄演员的不服气。当这个新的剧种已经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剧种之一时,仍然没有一个合适的称号。倒是南方人到北京看来戏,觉得既然是北京的戏,就将其称做京剧。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京剧便成了这个剧种的称号。一切来得那样自然,自然到很长时间里演员并不知道自己演出的就是京剧。

汉族的形成与此同样道理。汉代,随着南北中国的联为一体,人口的对流,南北文化的交流与南北人种的通婚有可能在较大范围内进行。一个新的问题浮现了,南北通婚的新生代应该如何称呼?

周代的中原地区种姓族国繁多,除了黄帝姬姓国与炎帝的姜姓国之外,还有五帝以来的族国与遗民,其中包括东夷太昊的风姓国:宿国、须句国、颛臾国、任国;尧舜时期的妫姓国:陈国;夏朝姒姓国:杞国、越国;商族的子姓国: 邶国、宋国、朝鲜国;此外还有赢姓国: 莒国、 江国、 黄国; 东梁国: 徐国、秦国、赵国等。这些族国虽然因为朝代的更替,有着宿怨世仇,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份可以互相接受的文化,他们共同构成了早期的的“中国人”,也称华夏人、中原人。

华夏人以国为族,在中原地区他们可以自报家门:“吾乃秦人。”对南方可自称:“吾乃华夏秦人。”当这个秦人与南方的吴人通婚,新生代的全称应该是“华夏秦南蛮吴”。不难看出,这样的称呼虽然全面,缺陷是太长、费解也不雅,尤其是对于缺乏中国地域观念的西域人,更是一头雾水。于是他们以朝代将我们称作“汉人”,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汉人竟成了族称。一切同样来的极自然,自然到我们什么时候被定性成汉族都不知道,古史同样未有这方面明确的记载。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构成汉族的蒙古利亚人和南太平洋群岛两大族群中,谁为主,谁为次?让我们再回到京剧这个话题!在构成京剧的二黄、西皮与秦腔中,何者主体何者附庸?答案是三者缺一不可。就如氢和氧合成水一样,没有人会觉得氧重要而氢次要,没有氢,氧永远只能是氧不是水。依据这个道理,在今日我们所能知道的构成汉人的三条染色体——O1—M119、O2—M95与O3—M122中,三者平等。如果一味强调O3—M122才是正宗的汉人染色体,不是无知就是歧视!

依据基因平等的观念,DNA领域中应该有平等的对应慨念。当我们将南方的O1—M119称为百越血统,将O2—M95称为百濮血统,对应蒙古利亚人O3—M122就是古羌血统或周人血统。如果将O3—M122称为汉血统,对应南方的O1—M119和O2—M95,就是南方汉血统。

一个种族有一条相同的父系染色体,一个民族可以有不同的父系染色体。父系染色体主要用以鉴定一个人来自于哪个种姓。在确定民族性上,父系染色体不是主要标准,更不是唯一的标准。人类社会有过几万年的母系氏族社会,父系社会至今只有几千年,在决定民族性上,母系血统具有同等重要乃至于比父系染色体更重要的作用。衡量一个民族虽然离不开血统,但血统与文化相比较则降居于一个从属的地位。

举个例子,有一次笔者请朋友陈元凯吃饭,他告知我他不吃猪肉,一问才知道他是回族,他的父系世代都是汉人,到了他的父亲这一代,娶了回族人,陈元凯因此成了回族。依据DNA 原理,陈元凯与他的父亲一样,都带有一个汉人父系O3—M122的染色体,然而,这个汉人的父系染色体无法保证陈元凯成为汉人,反倒成了回民。他之所以成为回民,因为他的体内有着一半属于他的母亲的回民血统,在这个意义上,母系血统比起父系染色体在决定民族性上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进一步的问题是,陈元凯的父亲的血管中流淌着的是百分之百的汉人血统,但自他结婚之日,就成了亦汉亦回的人。百分之百汉血统的人为何也成为回民,因为他必须认同妻子的信仰与习俗,不吃猪肉,去清真寺做礼拜,人们由此可以鉴知他是回民的一员。这就证明:在决定民族性上,文化认同比血统更具有决定意义。

 

 

近年来,在DNA 领域中,金力、李辉的成果最丰,影响最大。金、李的《Y染色体单倍体类型论证人类非洲起源和汉族的单一起源》是一篇影响颇大,反映强烈的文章。文章强调的是族性起源的“单一”性,各网站在转述这篇文章时觉得太绝对,换了一个较委婉的题目《从基因角度看中国汉人为一较单纯血统的民族》

不难看出,题目中的“较单纯”是个模糊概念。百分之九十五可以叫做较单纯,百分之九十也可以称作较单纯;百分之六十五同样可以称作较单纯。学术论文需要更精确的概念,读者也需要知道到底单纯到什么程度。金、李的文章最后得出,“十一亿南北汉族人在父系上全部同源而母系上差异明显”

虽然我们不知道金、李所说的“父系上全部同源”所包含的全部含义,从其行文来看,所谓同源,也就是说,南方汉人的父系染色体是北方汉人对南方的贡献。那是随着北方汉人的南迁,遗传给南方的,“迁往南方的汉族主要是由于服兵役、逃避战乱、因罪流放等因素,这些人基本都是男性,带家属的情况不多,所以他们肯定是娶了当地的女性,就造成了南方汉族有着和北方汉族相同的父系祖先,”可以说,金、李所说的同源就是同在北方汉人的O3—M122上。

金、李宣称,他们的文章发表在世界顶尖级的海外杂志上,又有一百五十多个网站转发。请有不同意见者拿出证据,这实在是个使读者作难的问题。DNA 是当代的前沿科学,有着一套自身的概念,这种实验既需要大量采样,也需要精密的仪器。不具备这种条件的人,根本无法求证其真实性。

不过话说回来,一般读者虽然无法证真,在科学的领域中,有一种方法叫做证伪。比方说,“十一亿南北汉族人在父系上全部同源。”只要找到一个不同源的,便可证明这个结论是不准确的。有意思的是,做着这份实验的金力教授身上带的就不是一个北方汉人的O3—M122,恰恰是一个南方百越族群O1—M119的染色体。李辉带着的则是一个在汉人中几乎见不到的来自东南亚的基因。金、李都是汉人,仅凭这两个个例已经可以说明,“十一亿南北汉族人在父系上全部同源”并不准确。

金力、李辉是以取样七百八十一例来说明十一亿汉人的,这样的概率比例很容易挂一漏万。不妨让我们也来概率一下!兹假定金、李所带领的DNA科研团队共十一人,在十一人中已经有二个与汉人O3—M122不同的父系染色体,以此比例计算,十一亿汉人中就有二亿不同源。能得出“十一亿南北汉族人在父系上全部同源”吗?

作为一门新兴的科学,DNA只有随着采样愈来愈多,才有可能得出较精确的结论,相信随着金力、李辉研究的深入,不断会有新发现。在金力、李辉与文波合写的另一篇论文《汉族的遗传结构:文化传播伴随人口扩张》中,由于扩大了采样的范围,文章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北方汉族和南方汉族中,带有O3-M122基因突变的,北方人平均是百分之五十三点八,南方人平均是百分之五十四点二”。这两个数字的平均值是百分之五十四,以十一亿汉人计,其中有五亿九千四百万同源,带有O3-M122基因突变。尚有五亿六百万并不同源。这同样说明,十一亿南北汉族人在父系上“并非”全部同源!

除了上述百分之五十四同源之外,其他百分之四十六是怎样合成汉族的?依据金、李同一的文章,“在南方少数民族中普遍出现的O1-M119和O2-M95,在南方汉族人中出现的频率(平均百分之十九)要比北方汉族人的(平均百分之五)要高。”这百分之十九与百分之五加起来是百分之二十四,以十一亿汉人计算,百分之二十四就是二亿六千四百万人,约合十三个澳大利亚人口的总和。显然,这不是一个可以略而不计的小数目,也就是说,在合成汉族上,南方原住民的基因——O1-M119和O2-M95——也有着不容忽略的贡献。

去掉上述百分之五十四与百分之二十四,剩下是百分之二十二,这百分之二十二我们可以暂时假定是北方汉人与草原民族的混血融合。北方历来是民族融合的熔炉,范文澜认为:“隋唐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汉族,实际是十六国以来北方和西北方许多落后族与汉族融化而成的汉族。”南北朝时,鲜卑一百万人改汉姓,讲汉语,着汉装,融合到汉人中来。宋末元初,三百万女真人为防止蒙古人的报复,改汉姓,着汉装,杂居到汉人中来。基于此,北方汉人的血统中有着比例不等的阿尔泰血统。

汉民族从大的方面是由北方蒙古利亚人种、南太平洋群岛人种与部分草原阿尔泰人种的基因合成的,三大族群都有自身不同的父系染色体,能说“十一亿汉人在父系上全部同源”吗?不!结论只能是汉族的起源是多元而不是单一的。

 

 

我们为何不得不对“同源说”提出不同的看法,因为它引发了思想上的混乱。“汉族是全世界最纯种的民族!”就在北方的一些汉家子弟为汉人的父系基因“全部同源”而扬眉吐气之时,南方汉族子弟则引发了“亡族亡国”之思,以及作为汉人的尴尬。

在金、李笔下,南方汉人主要是北方军队、战争难民与罪犯的后代,他们依仗北人的优势,占有了南方的女性。人们在痛定思痛之后,不得不发出感慨,来自福建长汀的网文说,“如果你发现先祖的历史或许并不那么光彩,或者更具体地说,如果你的父系先祖可能通过霸占的手段获得了你的母系先祖,你会因此而良心不安吗?”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依据金、李的系列文章,今天的江苏人、上海人、安徽人、浙江人在人种基因上算是北方人了。表面看来,这是一个令当地人高兴的讯息,然而,越是高兴的讯息就越包含着不堪回首的往事。这意味着,作为百越地区的桥头堡,该地区的原住民——越族——男性与女性,在历史的进程中被赶尽杀绝,换成了北方人种。福建两广因为地处边陲,侥幸保留了多一点的母系遗传,而他们的男性原住民则“很少传下后代”。其中福建最惨,原住民男性“几乎没有留下后代”。这实际已经是“种族灭绝”了。奇怪的是,金、李在论述时竟无沉痛感,而是将此作为人口迁徙与汉文化的传播路线。

有理由相信,金、李在取样七百八十一例来说明十一亿汉人时,找不到南方代表性的父系基因标志O1-M119和O2-M95,然而,已如上述,在他们的系列论文中,他们已经发现南方的O1-M119和O2-M95在南北汉人中出现的频率分别是百分之十九与百分之五,遗憾的是,金、李并没有将南方原住民的父系染色体与北方的O3-M122放在平等的地位来看待与论述,在他们的观念中,南方不是血缘意义上的汉人,他们是文化认同意义上的汉人。

基于这样的调子,今天的DNA 报告显示,南方汉人的汉血统只占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相反,非汉民族包括我们以往所认为的异族——蒙古、满族、朝鲜、南韩、日本大和民族九州岛——却有汉族血统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两相比较,汉人的汉血统大大少于非汉民族。这就不能不令南方汉人有着作为“汉人”的尴尬了。

从血液优势定族性来看,当一个人的汉血统达不到自身的一半时,他或她已经很难说是血液上的汉族了。如同我们无法要求蒙古利亚人的血管流淌着南太平洋群岛人的血液一样,我们也不能要求南太平洋群岛人的血管充满蒙古利亚人的血液。DNA学者那怕有一点人种平等、血缘基因平等的观念,在平等对应概念之下将古越人血统与濮人血统视为南方汉人血统,我们遂可发现,南方人身上同样有着占据绝对优势的汉血统。

如果一定要认为只有蒙古利亚人的血统才是正宗的汉血统的话,笔者不妨提醒一句,汉朝的建立者刘邦是被司马迁排除在黄帝族谱之外的平民皇帝,他出生在江苏沛县,那地方是古夷区,也是百越的前哨。我们知道,皇室通常是一个族群乃至于一个民族的代表。以此为标准,南太平洋群岛人才是正宗的汉人。

种族强调单纯,民族趋向多元。金、李在不恰当地高扬O3-M122这条染色体之时,实际就在同一民族内部的不同种族中分出了高贵低贱的不同等级:1)北方汉人是赤金汉人,一等;2)父北母南,带有O3-M122染色体的南方汉人属于合金汉人,二等;3),带着南方越、濮染色体的汉化汉人属于凑数拼盘汉人,三等。

作为科研工作者,尽管金、李没有明言上述不同的等级,一切就那样自然地引发出来,南北汉人中关心自己民族属性的读者展开了激烈的网战,与此同时,北方汉家子弟也由传统的对游牧民族的控诉与仇视转为与他们认亲,又将 “种族鄙视”转移到南方来——

 

日、韓、滿、蒙、回、藏才是汉人(以下专指华北人种)的近亲,中国南方人是亡族奴,血统是南蛮与百越。南方人是语言与文化被消灭的南蛮(湘鄂川)与百越(浙赣闽粵桂)民族的后代,与台湾人同种的只是中国东南沿海的越(粵)人,台湾、福建、广东人都是百越民族的后代。他们先被汉人武力征服,然后汉化,再认敌人为祖,自认汉人。也就是百越人亡国又亡族,被异族殖民统治两千年而不自知

 

这样的结论所引发的对抗情绪与汹汹的网战可想而知。这就是以种族学说来解说民族形成所必然引发的后果。

应该指出的是,金力、李辉的报告确实存在疑点。依据DNA原理,父系染色体具有不受重组干扰,传男不传女的稳定特点,这对于每个民族应该是一样的,包括北方游牧民族——匈奴、鲜卑、契丹、沙陀、女真、蒙古、满族等等。上已提到,北方历来是民族战争的战场,又是民族融合的熔炉,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近千万草原游牧民族的父系染色体不知哪里去了?

在金力、李辉笔下,北方汉人(炎黄集团)被严重妖魔化了。胡人打进中原之时,他们哭诉着游牧民族的入侵,快被灭族了。当南方的土地包容了他们的到来之时,他们却凭其优势,反客为主,使南方原住民很少传下后代;战后在与胡民族通婚中,又以其父系染色体打败了胡人,使“十一亿汉人在父系上全部同源”。果如是,汉人的形象已经是“非人而近妖”了。

 

 

与蒙古利亚人相比,南太平洋群岛人所创造的文明,是否可以使他们成为名符其实汉人?

中国古史传说拉开帷幕时,演出的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黄帝战蚩尤。翦伯赞在其《中国史纲》中说,黄帝与蚩尤之战,暗示着蒙古高原系人种与南太平洋系人种在中国的接触。那时候的南太平洋群岛人已经进入了农业文明,蒙古利亚人才刚刚脱胎于“西羌牧羊人”,这就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以后进的游牧文明打败先进的农耕文明的第一例。正是这次失败,南太平洋群岛人长期失去了话语权。

人们长期以来只知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忽略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聚宝盆。随着二十世纪考古的发现,“良渚文化”、“三星文化”、“河姆渡文化”、“屈家岭文化”、“彭山头文化”、“大溪文化”、“石家河文化”、“马家浜文化”、 “磁山文化”、“红山文化”、“青莲岗文化”、“大坌坑文化”、“石峡文化”、“宝墩文化”、“大汶口文化”,所有这些,绝大部分就是来自南太平洋群岛的原住民(包括苗蛮)的创造与参与。

磁山文化是华北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文化,最新鉴定为距今约一万三百年至八千七百年。磁山文化是邯郸十大文化脉系之首,是中华文化和东方文明发祥地之一,在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与农业起源,伏羲文化、周易发展演变、历法的形成、制陶业的发展、数学、美学、建筑学等有着直接的关系。磁山文化的古尸DNA鉴定为O1,它表明南太平洋群岛人在一万多年前就来到今天的河北地区并留下了灿烂的文明。

与之对比,作为蒙古利亚人也即“汉人先民”的主要考古文化代表是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陶寺龙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年代较早,仅仅是个遗址而未有夺目的文物,仰韶文化距今约七千年至五千年,陶寺龙山文化距今约四千五百年至四千年,比起磁山文化要晚三至六千年。它的创造者属于o3a5,与“汉人”的O3e1有区别,也就是说,那时候,今天我们所说的汉藏胡还未完全分家,因此,仰韶文化和陶寺龙山文化还不是“汉人先民”的独力创造,而是“汉藏胡先民”共同的成果。

金力、李辉在其《重建东亚人群的族谱》中画了一幅图,把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中国,分为“梁、雍、荆、扬、青(兖、徐)、豫、冀、幽、并”九个州,分别对应在各州境内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当时在中国大地上,“汉族”的祖先,带O3的华族,只在河南的裴李岗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是一支不大的人群。当时的北边是通古斯人群,百越族和苗瑶族群,占据着南中国的大片土地,苏北和山东是东夷人占着。

作为较早踏上今日中国这片土地的南太平洋群岛居民,他们较早地创造了文明是可以理解的。从前未有DNA 技术,也因此未被人们所认识。今天,当我们面对磁山、良渚、河姆渡等一系列考古文化,不难看出,当南岛族群的文明团花簇锦之时,蒙古利亚人的文化才蓓蕾初绽。

从前我们相信自从有了炎帝神农,我们的日子才变得有保障,自从有了DNA科技,我们才明白,早在炎帝黄帝来到今日中国这片土地之前的五六千年,中国大地文明的篝火已经熊熊燃烧,河姆渡文明、古骆越(壮族)大型稻作文化......,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一万多年前,南岛族群已经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脍炙人口的“神农播百谷”的神话故事不过是蒙古利亚游牧人向南太平洋群岛人孜孜学习农艺而已。

从前我们一直认为,南方刀耕火种,是中原人将中原文明带到了南方,使蛮荒瘴曞的南国变成了鱼米之乡,事实是,北方的小米文明并没有在南方推广开来,倒是汉代,随着南北中国的联结,稻作文化迅猛向北方扩展,遍布了除东三省、青、甘、西藏与新疆之外的所有地区。这就是南太平洋群岛族群O1、O2对于中华文化的贡献。

从前我们相信,青铜、铁器等都是中原人为边民带来的福音,如今我们见到,越王剑、吴王戈出土之时依然寒光四射,锋利无比,至今仍“可断发”,春秋时期,铁的使用首先是在百越、百濮与古东夷区的吴、越、楚、齐四国开始的,莫邪、干将的铸剑术表明,南太平洋族群有过领先于中原与蒙古利亚人的冶炼技术。

从前我们欢呼张骞打通了西域丝绸之路,如今我们才明白,张骞之前,西南川中已经打通了通往印度(身毒国)的国际古道。远早于西域丝绸之路,西南夷民间的贸易、走私与商业活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邛竹、蜀布、蜀锦远销身毒(印度),换回了海外的珠宝香料,千里之外的南越人也能吃到蜀中出产的酱料。当北方还在使用独木舟之时,秦末的南粤已经能够制造长二十米,载重量达二十到三十吨的大型木船,有了通往南太平洋的海上之路。这是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又一卓越贡献。

当我们谈论族群及其文明,不能不涉及到文明较为高级的形态:语言与文字。汉人讲汉语,写汉字。从前我们认为“汉藏语系”与南国无关,南方人讲的是北方人听不懂的“越、濮”方言,他们是被汉化了的族群。随着语言学研究的深入,语言学家正在揭示“汉藏—南岛”语言的同源关系。已如上述,O3的蒙古利亚人与O1、O2的南太平洋群岛人有过共同的祖先与共同的母语,他们在迁徙过程中来到东南亚才分成不同的子支。这二大族群在五帝时期(距今约五千年)又在中原地区遭遇,语言再度融合在一起。语言学家对于汉语中的“稻作”语言进行研究,发现它们与南岛族群有密切的关系,汉语中的“稻作”语言与文字也远比小米多。因此,越、濮方言实际就是汉藏语系的古老母体,汉语是南岛族群与炎黄集团的共同创造。

与语言相比较,文字的创造则要艰难得多,一个族群,当其文明达不到相当的高度,当他们还无法贯通万物而去作哲学之思,是无法创造出文字的。南太平洋群岛人,作为一个产生了太昊伏羲与老子的族群,《易经》与《道德经》代表了这个族群抽象思维的最高成就,他们在文字创造方面具备了更多的优势。今天我们所能知道的最早的文字是殷商甲骨文,包括早于殷朝的前甲骨文,是来自南太平洋群岛东夷人的创造。与中原甲骨文遥相呼应的是春秋时期南方兴起的鸟虫书,体现了南国的特色,它的使用范围包括了大半个南中国。

一个民族只有有了文字,才算真正走进“有史”的时代,是南岛人将蒙古利亚人带进了文明的门槛,这就是南太平洋群岛对于中华文明的最伟大的贡献。

 

鸟虫书体

概言之,南太平洋群岛族群并非无文明可言,他们在远古所创造的稻作文明、冶炼文明、江海文明与文字文明,构筑了中华文明的最为稳固的框架。见诸于南方良渚与东夷龙山等一系列考古文化中的玉石文明、筑城文明、制陶文明,还有春秋战国时期丝绸、漆器以及唐宋以来的陶瓷等等,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南太平洋群岛人的辉煌创造。两相比较,蒙古利亚人作为后起之秀主要是文明的集大成。所谓亲兄弟明算账,扪心自问,上述一系列主要的文明,有哪几项是发端与首创于蒙古利亚人?今天当我们谈论华夏文明与中华文明,离不开了南太平洋群岛人的创造。只要我们仍然讲着汉语,写着汉字,吃着大米,用着铁器、瓷器,我们就不认为南太平洋群岛人被灭族灭文,他们有足够的资格成为完整意义的汉人。

 

 

遗憾的是,南太平洋群岛族群所创造的文明在历史的迷雾中被遮盖了,同时被忽略还有该族群所创立的政体。

上已提到,遥远的史前时期,中原大地曾经发生过惊心动魄的种族大战,黄帝、蚩尤逐鹿中原,回声久远。暗示着蒙古高原系人种与南太平洋系人种在中国的接触。虽然南太平洋人种失败了,但依然与蒙古高原人种平分秋色,正如翦伯赞在其《中国史纲》中说,“所以在史前时代南太平洋系人种与蒙古高原人种几乎是平分中国,完全处于匹敌的地位。”

失败了的南岛族群此后虽然不再成为中原的主流,“五帝时期”,仍然以少昊、帝俊与帝舜这三个联盟政体而与黄帝族各领风骚,夏,商、周三代,商朝同样是南岛族群O1东夷支建立的政权,

漫漫年代,南岛族群一直以其优秀的文化与政体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春秋战国时期,南国不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其时南方与中原接壤的仅有楚、吴与越三国,这三国都曾先后称霸中原而成为“盟主”。在春秋“五霸”中,南方得了三霸,处于领先地位。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秦,汉二朝,就是以南太平洋群岛为主体的族群建立的。秦的先祖伯益,父系是东夷鸟崇拜,属于南太平洋群岛族系。其母系则来自黄帝之孙颛顼支。秦朝从一个边鄙小国到统一中原,一直祭祀的是白帝,秦人将自己定位于东夷少昊的后人,将他作为祖神。期间,只有秦灵公时祭祀过黄帝,但不是将黄帝作为祖神来祭拜,而是出于问鼎中原,笼络华夏的政治需要。

今天,你要是问一问,文化相对落后的秦国,为什么能够建立起一个版图更大的秦王朝。“华夏中心论者”一定会告诉你,在与中原长期的往来中,秦人已经华夏化了。这话固然没有大错,却忽略了根本的问题。作为华夏的核心国,文化更先进的齐鲁三晋为什么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王朝,倒是落后的边鄙秦国才创造出这种成就?

一种文化总有其功能,传统的华夏文化萌生于五帝时期,时至春秋战国,已有二千多年。华夏文化是植根在传统氏族公社的土壤上的,氏族公社,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一个母氏族或父氏族中分离出若干子女氏族。这是一种分离或者说分封的机制,这样的机制无法熔铸出一个统一的新民族。夏商周三代,除了将部落联盟变成家天下之外,国家仍然由一个个以血缘为基础的族国、诸侯国所组成。围绕着这样的机制而形成的一套套礼仪正是服务与保护这个机制的。

夏朝入主中原,商朝入主中原,周朝入主中原,秦朝入主中原以及刘邦入主中原,上古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边鄙入主中原,没有边鄙文化,就没有一份丰厚的中原文化。文化总是互相影响与互相改造的,不能一味只谈边鄙的华夏化,而不谈边鄙是如何改造了中原的。

上古的每一次边民入主中原,都是边鄙文化对于中原文化的强力改造。以秦为例,秦变封建为郡县,变庄园为佃耕,变力役地租为实物地租。其结果是“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秦与中原诸夏代表着不同的生产关系与不同的文化,在特定的背景下,不是秦被华夏化了。而是秦征服了华夏,推动了华夏文化的发展。

汉承秦制,汉代的政制继承秦朝以来的“郡县制”,而不是华夏的“分封制”,汉代文学的代表形式是汉赋,汉赋在形式上大不同于中原的《诗经》,而近于南国的楚辞,汉代的治国方略是源于南方老子《道德经》的无为而治。这是一份富有南方特色,有别于中原的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史记》中,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司马迁排除在黄帝族谱之外的帝王。司马迁将秦以前的一切历史都与黄帝系搭上了关系,认同了共祖黄帝。作为汉朝的史官,司马迁为何不将刘邦也列入黄帝的族谱?答案只能是:刘氏不属于蒙古利亚人种。

在司马迁笔下,刘邦没有显赫的家世,不属中原高门望族,秦末,他只是一个小小的亭长,像他这样的人,在美服华章,礼仪繁文缛节的中原能否站得住脚,实在令人担忧。刘邦文化不高,对礼仪近于无知,一直到叔孙通为他训练出一支仪仗队,他才知道原来做皇帝如此尊贵威风。像他这样一个平民皇帝,按理,定鼎中原之时,应该迅速到天子脚下的桥山去祭黄帝陵,以向中原望族表达他已认同了华夏文化。

奇怪的是,汉初几代皇帝都不祭黄帝,倒祭起了黄帝的敌人蚩尤来,又拿出一个源于楚国,以“太一”(太阳神)为至上神的神系来与中原华夏的“五帝神系”相抗衡。在这个神系中,传统至上的五帝成了“太一”的辅佐。更有甚者,又以伏羲、女娲神话与黄帝崇拜分庭抗礼。诚如《淮南子•览冥训》所述,修“伏羲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显然,汉文化是一份与传统华夏有冲突抵牾的文化。

出人意料的是,这份与华夏大异其趣的文化很快就被中原接受了。蚩尤角抵戏风行一时;伏羲、女娲也很快成为中原人的神,先秦典籍中罕见的盘古、盘瓠这些南方人的神灵渐次出现在文化舞台上,未久也被中原人认可。唐代,司马贞在《史记•五帝本纪》的前面增补了“三皇本纪”,使东夷人之祖,南方人之神太昊伏羲在古史中获得了一个最早也最高的位置。

汉代为何大力突出伏羲的地位,而隆重推出伏羲女娲神话的则是刘安的《淮南子》?个中原因是刘氏家族就出生在淮南(江苏沛县)。属于南太平洋族群。刘安通过《淮南子》,在总结古今之时,为汉初八十年作了一次文化的总结,汉虽然没有中原的美服华章,照样创造出伟大的成绩,诚如《淮南子•览冥训》:“伏戏、女娲不设法度,而以至德遗于后世。”这就为汉初的“无为而治”做出了理论上的肯定。又在《淮南子•泰族训》中通过桀纣、汤武的事件,说明方国可服大国,边鄙可以征服华夏,这又为汉朝的建立作出了理论上的阐释。从一个大的方面来说,伏羲信仰的出现,表明了传统的“黄帝信仰”已经很难涵盖南北中国这个新的版图。

秦汉以来的战争,由于以“郡县制”取代了传统的“分封制”,史家大多将视角落在政治上而不再着重于种族战争,由于秦汉两个王朝都建都在西安,也因此理所当然地认为秦汉王朝的建立,都是中原蒙古利亚人对于南太平洋群岛人的胜利。事实上,刘邦平定中原时,汉军中充满了南方椎髻(南方之俗)之民,包括江淮之兵、蜀中之兵、百越之兵、蛮濮之兵。汉军主体上是南方之兵。从汉代的主仆关系来看,其时抗击匈奴的名将卫青、霍去病,以及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这些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都是正宗的中原人,但他们在脱颖之前皆是汉室平阳公主府中的“马奴”与“洗衣妇”, 这样的主仆关系以及上述的种种迹象都表明与佐证:汉朝的建立,首先是南太平洋族群(江淮文化)对于北方蒙古利亚人的胜利。在这个意义上,南太平洋族群理所当然属于血缘上的汉族,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们是被亡了族灭了国的。

中原平定之后,虽然汉王朝也曾兵发南方,战争的性质仅仅是南岛族群的统一而已。读《史记•东越列传》、《史记•南越列传》《史记•西南夷列传》,汉王朝对南方总体采取的是“和辑”的态度。“百越之兵”、“百濮之兵”为建汉立下丰功伟绩,无诸被封为闽越王,摇被封为东瓯王,司马迁惊叹,“越虽蛮夷,世世代代都当公侯、君王,还能称霸,一定是他的祖先对民众有过很大的功德?在百濮中楚国国最大,司马迁同样惊叹,楚国的祖先难道有上天赐给的?楚的先祖鬻熊当了周文王的老师。秦灭六国之后,楚的后裔竟还拥有滇,滇王最得汉天子的宠爱。对于百越强国南越(今两广),司马迁由衷赞赏,国家纷乱时能立国自保;国家政策不好,敢于分庭抗礼;汉朝平定中原,则能纳贡尽职。不读司马迁的蛮夷传记,不知蛮夷地大物博文化多姿多彩与多元。司马迁通过上述三个传记,体现了南北一统的必然性。

 

 

所谓南北一统的必然性,换句话说,即蒙古利亚人与南太平洋群岛合为一体、融为一族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自五帝时期就在一步步形成,遗憾的是,这种倾向性同样长期被历史的烟雾所遮盖。

我们知道,“东夷之君”少昊是太昊伏羲氏的后人,在《世本》与《史记》中,少昊是黄帝的儿子。但在早于《世本》与《史记》几百年的《孔子家语•五帝德》中则相反,少昊是黄帝的父亲,“黄帝者,少昊之子,曰轩辕。”黄帝与少昊,到底谁是父亲谁是儿子?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对于现代人来说,儿子与父亲是两个不能混淆更不能颠倒的概念,但在远古,父亲与儿子却可涵混在互为婚姻的两个部族中,个中道理是,在氏族的集体婚姻中,黄帝部的男子与少昊部的女子结婚,生下的孩子带有黄帝系的父系染色体,在这个意义上,少昊部是黄帝部的儿子;反之,少昊部的男子与黄帝部的女子结婚,孩子带有少昊部的染色体,黄帝部又是少昊部之子。这种互为父子的关系表明,中原逐鹿之后,蒙古利亚人与南太平洋人正是由此才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通婚。世上有什么关系比“父子”更亲密,何况是“互为父子”,这就为两大族群的合为一体、融为一族奠下了基础。

古代,通婚的双方,一方叫本家,一方叫外戚,因此,互为父子的关系也就是互为本家与外戚的关系。在古代的宫廷中,这就是皇家与后妃的关系。通常,外戚是不能干政的,但在遥远的史前时代,互相依存的双方却轮番执政而成为盟主,请看五帝三王以来的世系——

    

黄帝(蒙古利亚)—少昊(南太平洋)—颛顼(蒙)—帝喾(南)—帝尧(蒙)—帝舜(南)—禹(蒙)—夏(蒙)—商(南)—周(蒙)—秦(南)

 

以上就是五帝以来中原所建立的部落联盟与朝代,尽管自夏以后已经进入有史与家天下的时代,两个势力相当的族群依然互为消长,凭着实力轮番执掌中原政权,这又为两大族群的一体奠下了基础

互为父子与轮番执政的关系造就了一份一统的神系与文化。《左传》载:“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 这话不可不信,也不能尽信。所谓“民不祀非族”仅仅发生在远古族与族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阶段。“五帝”以来,由于盟体的需要,民不仅祭祀不同族类的神灵,乃至于祭祀自己的死对头。举个例,中原逐鹿,蚩尤被杀,黄帝为了安定天下人之心,封蚩尤为战神,这是我们所能知道的最早的“民祀非族”的例子。禹的时候,部落联盟已经走到尽头,禹的儿子启借助父亲的威望,谋杀了本应成为盟主的南太平洋族群的代表伯益,建立了夏朝。启虽然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但靠谋杀夺得帝位毕竟违背常规,为了告慰伯益的灵魂以及安定伯益的族众,启厚葬了伯益,又以最好的“牺牲”来祭奠伯益。“启祭伯益”与“黄帝祭蚩尤”一样,都是祭祀自己的死对头。

此后,祭祀“死对头”成为三代以来的传统。夏人的祖先神与社神(土地神)是夏禹,禹是夏朝的最高神灵。随着商族入主中原,商族人有着不同于夏人的属于自己的神系,但他们不敢贸然毁掉夏人的最高神与土地神,他们明白,一旦迁走或毁了夏族的最高神与土地神,会导致“夏神”震怒,引起夏族遗民的反抗,因此在祭祀本民族的神系之时,也保留了祭夏族的祖神与社神。这就叫“殷(商)因于夏礼”。周的最高神是上帝,也即天,祖神是稷。周族入主中原之后,“周因于殷礼”,同样不敢贸然毁了夏商的神系。夏商周三个不同的朝代与不同的次生民族,因为神系的互相继承而有了“三代一统”的观念。神统的互相继承是最容易唤起一种“同祖共宗”的感觉的。《史记》中,“五帝三王”一统在黄帝的麾下,共祖黄帝,正是上述观念的体现。

《史记•高祖本纪》标志着传统氏族时代或者说种族时代的过去。司马迁认为,历史是五百年一小变,三千年一大变。自黄帝至秦汉正处在“三千年一大变”的阶段。随着南北中国的联结,新的气象使司马迁的《高祖本纪》显示了一种不同其他本纪的特色。在夏商周三族本纪的开头部分,都有一份详细的族谱,表明这一“种姓”的由来及其先公先祖的名字与事迹。到了汉高祖刘邦,却极其的简单,“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太公与刘媪连名字都没有,开国皇帝的家世如此简短,为什么?刘邦没有显赫的家世。与夏商周三代相比,无论是夏禹、商汤与周武王,都是以种族酋长或一方诸侯的身份出现的,也就是说,秦以前发生在中原的逐鹿,主要就是种族之间的战争;刘邦是第一个以平民的身份入主中原的,虽然刘邦所带领的军队多为南方之兵,但秦汉之战,已经是在“反暴秦”的旗帜之下的不分种族的战争。传统的种族战争至此已经降居于一个从属的地位了。

汉代,随着南北一统,种族之间已经很难分辨。在经历了史前期互为父子的氏族时代之后,夏朝,夏禹是黄帝的子孙,禹的母族古蜀山氏族与妻族涂山氏,均属南太平洋群岛族群;秦代,秦的先祖也即父系是东夷鸟崇拜,母系则是黄帝系颛顼族。虽然那时候没有DNA,时间已如一部搅拌机,将蒙古利亚人与南太平洋群岛人的基因搅拌得难分难解。经历了周代八百年,周人这支带着印欧脸型的西来殖民者已完全中国化了。儒家传史“祖述尧舜,宪章文(汤)武。”尧是蒙古利亚人种,舜是南太平洋人;商汤是南太平洋人种;周武是蒙古利亚人。两个不同族群的列祖列宗处于同的等地位,密不可分。

既然密不可分,就没有分的必要,他表明一个新的民族已经自然形成。因此,今天我们来论汉人,不能只强调蒙古利亚人而排斥南太平洋族群。笔者的结论就在前面的摘要中,此外,笔者在《中国神话与英雄传说》中已经谈到:“地不分南北,人不分族群,在汉代认同了汉朝及汉文化的就构成了早期的汉人,他们在整合中形成了今天所说的汉族。对于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完全没有必要在南北中国与不同族群中分出谁是汉族的主源,谁是汉族的支源。没有谁是理所当然的‘汉族的前身’,谁是被同化的。所谓同化,是你化了我,我也化了你,你认同我,我也认同了你,在互动中共构中华文明的。”

当我们即将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读者或许还有一个疑问。在今天DNA报告中,蒙古利亚人的父系染色体O3—M122占了十一亿汉人的百分之五十四,为何南岛族群O1—M119与O2—M95只占百分之二十四?是不是炎黄集团人种优秀,生命力旺盛,南岛族群是一个衰竭了的族群?有关这一问题当然尚待研究,可以提起的是,历史上,由于草原民族多次入主中原,北人南下,在土地山林的争夺中,南人作为原住民与老大哥,并没有想到与北人同归于尽,他们最终总是以包容之心步步南撤。撤到哪里?抬望眼,从越南到印度尼西亚,南太平洋群岛上形成了一条“百越、百濮文化带”,这条习习生辉的文化带体现了这个族群的进取精神,这绝不是一个衰竭了的族群,他们不愧为完整意义的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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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精锐

郭精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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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精锐,原中山大学教师,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室主任。澳大利亚塔斯曼尼亚大学博士。据worldcat网记录,著作与出版物18 种,共26版次,中英2种语言,为海内外270图书馆所藏(18 works in 26 publications in 2 languages and 270 library ho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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